十八画原创小说之长沙传奇（第51~55章，共108章）
第51章 太平军攻长
公元1852年（清咸丰二年）的长沙，秋老虎像块浸了热油的棉絮，闷得人喘不过气。湘江水面泛着油腻的光，岸边的柳树叶子蔫得打卷，叶脉里的水分像被抽干了似的，连平日里聒噪的蝉都没了声息——直到西北方向传来一阵密集的战鼓，像惊雷般劈开了这层沉闷。那鼓声不是节庆时“咚咚锵锵”的欢快节奏，而是带着杀伐气的急促鼓点，“咚！咚！咚！”每一声都敲在长沙百姓的心上，连巷子里的狗都被惊得狂吠，夹着尾巴躲进墙角。太平军西王萧朝贵率领的精锐先锋，已在城外十里铺扎下营垒，黑旗上“太平天囯”四个朱红大字，在秋日骄阳下像团烧得正旺的炭火，刺得城头清军士兵的眼睛生疼。营垒外，太平军士兵正在操练，红巾在风里翻飞，喊杀声“杀！杀！杀！”隔着湘江都能隐约听到，像无数把钝刀在磨，让城里的空气更添了几分紧张。
清军的慌乱早刻在了每个人的脸上。巡抚骆秉章一夜没合眼，穿着皱巴巴的石青色官服在衙署里踱步，靴底磨得青砖地面“沙沙”响，案上的茶换了三盏，全凉了。他连夜调遣长沙协、岳州营的兵马，连城郊的团练都被召集起来，扛着锄头扁担往城墙赶——这些团练大多是农民，手里的武器还是自家的镰刀，脸上满是惶恐，却也攥紧了手里的家伙。城南的天心阁成了防守重中之重——这处自明代起就是文人登高赏秋、吟诗作对的地方，朱红的栏杆曾挂满文人题诗的木牌，有的写着“楚天千里清秋，水随天去秋无际”，有的题着“湘水悠悠，楚云飞尽”，如今却被拆得干干净净，取而代之的是八尊裹着生锈铁皮的红衣大炮。炮口黑漆漆地对着城外，炮身下垫着青石板，像一头头被迫露出獠牙的温顺巨兽，透着几分荒诞的狰狞。负责炮阵的周老铁，是个退伍的老炮兵，脸上刻满了风霜，他摸着炮身的锈迹，指腹蹭过斑驳的铁皮，叹气说：“这炮当年打土匪还行，炮膛都快锈穿了，目前要对付太平军，怕是有点悬啊。”
士兵张勇志扛着沉甸甸的铸铁炮弹往炮台上跑，粗布军服被汗水泡得发沉，贴在背上又凉又黏，像块没拧干的湿泥巴。他今年刚满二十，是潮宗街土生土长的长沙人，家里就老娘一个亲人。老娘今年五十多岁，眼睛有点花，却还在巷口摆了个小摊子，卖些自己绣的荷包——荷包上绣着芙蓉花，是长沙的市花，针脚虽不精致，却透着股鲜活气，街坊邻居都爱买。出发前，老娘踮着小脚，在他怀里塞了两个还热乎的红薯，红薯皮上还带着灶膛的焦痕，又把一个红布缝的护心符系在他脖子上，护心符里裹着一小撮开福寺的香灰，老娘絮絮叨叨地说：“庚儿，这符是去开福寺求的，老和尚说能保平安，娘在家等你回来吃热饭，锅里还给你留着腊肉，是你最爱吃的，我用盐腌着，等你回来就炖。”此刻红薯的温热透过粗布衫传过来，护心符贴着胸口，像老娘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按着他的心脏。“城破了，娘就没活路了”，这念头像根浸了水的麻绳，紧紧勒在他的心上，让他每一步都不敢放慢，连脚下的石子硌得脚底生疼，都浑然不觉——他甚至能想起老娘摆摊时，坐在小马扎上，眯着眼睛穿针引线的样子，那是他唯一的牵挂。
手臂被粗糙的炮架磨出的血泡破了，血水顺着胳膊流到炮弹上，在灰黑色的铁壳上晕开一小片暗红，他却顾不上擦。炮长周老铁的吼声在耳边炸响：“磨蹭什么！没看见太平军的云梯都搭到城墙根了？”张勇志猛地抬头，城外的景象让他心头一紧——太平军士兵裹着红巾，像黑压压的蚂蚁顺着云梯往上爬，有的已经快爬到城头，手里的长矛尖闪着寒光，矛尖上还沾着血；城墙上的清军有的射箭，有的扔石头，箭杆“嗖嗖”地飞过，石块砸在云梯上“咚咚”响；还有个年轻士兵吓得腿软，坐在城垛上哭，眼泪混着汗水往下淌，嘴里念叨着“娘，我怕”，被周老铁一脚踹起来：“哭什么！城破了谁都活不了！你娘要是知道你这样，能气死！”
张勇志攥紧了手里的炮弹，指节都泛了白。他突然想起三天前离家时的场景：老娘站在门口，头发里又添了几根白丝，手里攥着他小时候穿的虎头鞋，鞋尖都磨破了，却还舍不得扔。老娘说：“庚儿，要是打不过，就跑回来，娘还能给你煮红薯粥，咱们去乡下躲躲，你舅舅在宁乡，咱们去投奔他，总有活路。”他当时咬着牙说“娘放心，我必定守住城”，目前看着城外密密麻麻的太平军，心里却有点发慌——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敌人，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去。可一摸胸口的护心符，又硬起了心肠：老娘还在等他，他不能退。他把炮弹塞进炮膛，用火折子点燃引线，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炮口喷出的浓烟呛得他直咳嗽，眼泪都流了出来，耳朵里嗡嗡作响，却死死盯着炮弹落点——那团烟尘落在太平军的云梯旁，几个红巾士兵摔了下去，在地上滚了几圈就没了动静。他心里松了口气，仿佛这样就能离老娘的期盼更近一点，仿佛能看到老娘在巷口摆摊时，听到城防安稳的消息，会露出安心的笑容，把荷包摆得更整齐些。
城里的粮商王德昌站在自家“德昌粮铺”的柜台后，眉头拧成了疙瘩。铺子里的伙计正忙着把米袋往后院的地窖里搬，麻袋摩擦地面的声音“窸窸窣窣”的，透着几分慌乱。掌柜的老吴今年五十多了，跟着王德昌父亲干了三十年，头发都白了一半，一边搬一边劝：“老板，咱们把米藏好，清军再来征粮就说卖光了。前几天那个把总多蛮横，带着两个兵痞，硬扣了咱们两成粮，还说‘军粮优先’，一分钱都不给，咱们犯不着为他们卖命。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，要是米没了，咱们一家都得饿肚子。”王德昌没说话，走到门口，靠在门框上看着街上的景象——一个妇人抱着三岁的孩子往城西跑，孩子的鞋跑掉了一只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妇人一边跑一边哄“娃乖，咱们去找爹”；两个挑夫扛着行李，脚步匆匆，扁担压得“咯吱”响，嘴里喊着“太平军要来了，快逃去湘潭”；还有个老秀才，穿着洗得发白的长衫，抱着一摞线装书坐在路边哭，眼泪滴在书页上，晕开了“子曰”两个字，他嘴里念叨着“我的圣贤书啊，城破了就没了，祖宗的学问要断了”。
王德昌突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场景。那是乾隆末年的饥荒，长沙城里饿殍遍地，街头巷尾都是乞讨的人，父亲打开粮铺的粮仓，免费放粮，每天都有上千百姓来领粮，队伍排得有半条街长。当时老吴也劝过，说“这样下去，铺子要倒闭的”，父亲却拍着柜台说：“德昌，你记住，咱们做粮食生意的，靠的是百姓吃饭，国难当头，不能只想着自己。铺子倒了可以再开，百姓没了，咱们吃什么？你爷爷当年就是这么做的，乾隆初年的饥荒，你爷爷开仓放粮，才让咱们家的粮铺有了今天的名声。”后来粮铺的确 亏了本，却成了长沙城里的老字号，百姓们都说“德昌粮铺的米，吃着安心”。王德昌转身对老吴说：“把地窖里的米都搬出来，去街上借两口大铁锅，支在门口，熬成粥，给城墙上的士兵送去。”老吴愣了，手里的米袋差点掉在地上：“老板，咱们的米只够自家吃三个月，送出去了，要是城破了，咱们一家老小怎么办？”王德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声音很沉：“城都没了，留着米有什么用？士兵们饿着肚子，守不住城，咱们谁都活不了。你想想，要是太平军进来，他们会给咱们留米吗？去年岳州城破，太平军把粮铺都烧了，百姓们连糠都吃不上。”老吴低下头，没再说话，转身招呼伙计们搬米——他知道王德昌说得对，只是心里还是忍不住担心家人。
天刚蒙蒙亮，粮铺门口就支起了两口直径三尺的大铁锅，柴火噼啪作响，火星子溅起来，落在青石板上又灭了，留下一个个小黑点。米粒在锅里翻滚，渐渐熬成了浓稠的白粥，热气往上冒，散发出的清香飘出半条街，引来了不少百姓围观。王德昌亲自掌勺，粗瓷勺子在锅里搅动，动作很熟练——他小时候跟着母亲学过熬粥，母亲总说“熬粥要火候，火大了会糊，火小了不稠，就像做人，要用心才能做好”。滚烫的粥溅在他手背上，起了个红水泡，他却浑然不觉，只想着“多熬点，让士兵们能多撑一会儿”。附近的李大婶听说了，挑着一担刚从井里打上来的凉水来帮忙，水桶晃悠着，水洒了一点在地上，很快就干了。她还带来了一坛自家腌的酸豆角，坛口封着油纸，打开后一股咸香扑鼻：“王老板，这豆角下饭，给士兵们就着粥吃，能多吃两碗，有力气打仗。我家柱子也在城墙上守城，昨天托人捎信说饿，我想着这些粥他也能喝上一碗，心里就踏实了。”王二嫂抱着一摞粗瓷碗，碗沿还有点豁口，却是洗得干干净净的，碗底还印着“德昌”两个小字——这是粮铺早年给老主顾的赠品。她笑着说：“这些碗我都用开水煮过了，干净，给士兵们用不寒碜。我家男人去帮忙加固城墙了，我在家也没事，就来搭把手。”连半大的孩子狗蛋都跑过来，踮着脚帮着递柴禾，小脸被火烤得通红，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，却笑得开心：“我娘说，帮士兵叔叔守城，后来就不会有坏人来抢我的糖糕了。我还要给士兵叔叔唱我娘教的童谣，让他们有精神打仗。”
当张勇志捧着王德昌递来的热粥时，粥碗的温度透过粗糙的瓷壁传到手指，再顺着胳膊暖到心里，让他眼眶一热。他低头喝了一口，米粒熬得软烂，酸豆角的咸香在嘴里散开，这是他守城三天来吃的第一顿热饭——前几天吃的都是干硬的杂粮饼，饼里还掺着沙子，就着冷水咽，嗓子早就干得发疼，连说话都有点沙哑。“谢谢王老板”，他声音有些沙哑，把剩下的半碗粥递给旁边一个年轻士兵。那士兵刚满十六岁，是从宁乡乡下招来的，叫陈小满，想家想得直哭，手里还攥着母亲给他缝的布老虎，布老虎的耳朵都快掉了。他接过粥碗时，眼泪掉在了粥里，却还是大口大口地喝，含糊地说：“谢谢哥，这粥真暖。我娘也会熬粥，比这个还稠，里面会放红枣，说吃了补身子。我好想我娘，不知道她目前怎么样了。”张勇志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没说话——他也想娘，想娘熬的红薯粥，想娘绣的芙蓉荷包。他转身又往炮台跑，心里默念：娘，小满，还有城里的百姓，我必定会守住城。
城墙上还有个老郎中周先生，背着个磨得发亮的药箱，在士兵间穿梭。药箱是他父亲传下来的，黑檀木的箱子上刻着“周氏医馆”四个字，边角都磨圆了，箱子里装着艾草、三七、当归，还有他自己熬的药膏。他头发都白了，背有点驼，走起路来却很稳，手里拿着个小瓷瓶，里面装着用艾草、三七熬的止血药膏，药膏是绿色的，带着草药的清香。周先生的儿子前几年在镇压天地会时死了，当时儿子也是个士兵，在郴州打仗时中了流弹，连尸体都没运回来，只送回来一件染血的军服，周先生把军服叠得整整齐齐，放在箱子里，每次看到都忍不住掉眼泪。目前就剩他一个人，守着城里的小医馆，医馆里挂着“医者仁心”的匾额，是他父亲当年求来的。太平军来的那天，他锁了医馆的门，背着药箱就上了城墙，说：“我老了，扛不动枪，只能给孩子们治治伤，让他们能多守一会儿，少流点血。我儿子也是士兵，我知道他们有多难。”张勇志的胳膊被流弹划伤时，就是周先生给包的。老郎中蹲在地上，动作很轻，先用干净的布条擦去伤口上的血，布条是他从家里带来的，是儿子生前穿的长衫撕的，再涂上药膏，然后用绷带缠好，还特意留了点松动的空间：“别绑太紧，不然影响拿枪。小伙子，你娘肯定在家等你呢，好好守，咱们长沙城，不能破——这城里有咱们的祖宗坟，有咱们的家，有咱们喝了一辈子的湘江水，还有咱们长沙人的心气。”
太平军围攻长沙整整81天。这81天里，长沙城像一叶在风浪里的小舟，随时可能翻覆。萧朝贵在一次攻城时，被城墙上的流弹擦伤了胳膊，伤口感染，发了高烧，躺在床上说胡话，不得不暂时退到城外十里的营垒养伤；城里的粮食越来越少，王德昌的粮铺送完最后一批粥，就只能把自家存的杂粮、红薯都拿出来，熬成糊糊给士兵们吃，糊糊里还掺了点野菜，野菜是狗蛋和其他孩子去城外挖的，怕被太平军发现，只能偷偷去，回来时裤脚都被露水打湿了，却没人抱怨；张勇志的护心符被一颗流弹打穿了个洞，里面的香灰撒了出来，他赶紧用布包好，还是贴身戴着，每天晚上摸一摸，就像能摸到老娘的体温，仿佛老娘在耳边说“庚儿，娘等你回家”。有好几次，太平军都快攻上城头了，张勇志和士兵们拿着刀枪拼杀，刀刃砍得卷了边，手上的血泡磨破了一层又一层，露出里面的嫩肉，沾了血，疼得钻心，却没人后退——他们知道，身后就是家，是老娘在巷口摆摊的身影，是王德昌粮铺里的粥香，是老郎中周先生的药箱，是长沙城的烟火气，这些都不能丢。陈小满在一次战斗中，用长矛刺中了一个太平军士兵，他吓得手抖，张勇志拍着他的背说“好样的，你保护了城里的人”，陈小满看着手里的长矛，眼泪又掉了下来，却不再是害怕，而是激动。
直到某天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张勇志正靠在城垛上啃冷红薯，红薯硬得硌牙，他却吃得很认真——这是昨天王德昌送来的，他舍不得一次吃完，想留着慢慢吃，就像留着对老娘的念想。突然，他看到城外的太平军开始拆营垒，黑旗被慢慢收起来，士兵们排成队，往西边走，队伍很长，像一条黑色的蛇。他揉了揉眼睛，以为是看错了，直到周老铁指着城外喊：“太平军撤了！他们撤了！”城墙上的士兵们先是愣了愣，然后爆发出一阵欢呼，有人把头盔扔到天上，有人抱着战友哭，还有人朝着太平军撤退的方向大喊“别再来了”。张勇志也笑了，摸了摸怀里凉透的红薯，又摸了摸胸口的护心符，眼泪却掉了下来——他能回家见老娘了，他能告知老娘，长沙城守住了，她的庚儿回来了。
如今，天心阁的城墙上，还能看到当年太平军攻城时留下的弹痕，那些深浅不一的印记，像一道道永远不会愈合的伤疤，记录着当年的坚守与热血。长沙人说起这段历史，总会提到扛炮弹的张勇志、熬热粥的王德昌，还有老郎中周先生、李大婶、狗蛋——他们都是最普通的人，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，没有显赫的身份，却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了这座城。就像天心阁上的那些大炮，虽然早已锈迹斑斑，却依旧站在那里，提醒着后人：一座城的坚固，从来不是靠城墙有多厚，不是靠武器有多锋利，而是靠城里人的人心有多齐，靠那些普通人心里的家与国，靠那些藏在粥香、护心符、药箱里的温暖与坚守——那是长沙城最珍贵的文脉，也是中国人最坚韧的底色。
七律·第51章
清季太平军犯湘，长沙城上炮声扬。
天心阁里屯兵甲，百姓家中献粟粮。
勇志扛弹磨肩血，德昌开仓济战场。
八十余天坚守后，古城无恙记荣光。
第52章 湘军练长沙
公元1854年（清咸丰四年）的长沙城北，营盘街的天还没亮透，就被一阵整齐的“嘿哈”声撕开了晨雾。那声音不是散乱的喊叫，而是带着节奏的嘶吼，每一声都透着股狠劲，把巷子里还在打盹的狗都惊醒了，汪汪地叫着，尾巴夹在腿间，不敢出来。这片原本用来晾晒稻谷、堆放草料的空地，如今被密密麻麻的蓝色帐篷占满，帐篷之间拉着绳子，上面挂着士兵们洗得发白的号服，号服的领口和袖口都打着补丁，在晨风中飘着，像一面面小小的旗帜。木制的靶场顺着街面排开，上面插着的稻草人还沾着昨晚的露水，稻草人的胸口画着红圈，是练习瞄准的靶心，有的稻草人已经被打得破破烂烂，露出里面的稻草。穿着蓝色号服的士兵们列队站在空地上，腰间系着红绸带，红绸带是家里人给系的，有的上面还绣着字，列如“平安”“必胜”，手里握着鸟铳或长矛，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，在晨光里闪着细碎的光，有的滴在地上，很快就晕开一小片湿痕——曾国藩正在这里训练湘军，这支由湖南乡勇组成的队伍，被朝野上下寄予了对抗太平军的最后希望。曾国藩住在营盘街尽头的一座小院里，每天天不亮就起来，穿着一身青布长衫，手里拿着一把折扇，站在高台上看着士兵训练，眼神很沉，像湘江的水，偶尔会指着某个士兵的动作，让教官纠正。
士兵李守业站在队伍的最后一排，手里握着一把老旧的鸟铳，枪身上缠着几圈青布条，是他从湘乡老家带来的——这布条是母亲用他小时候的衣服撕的，母亲说“缠上布条，枪就不会滑手，你爹当年就是这么用的”。这把枪是他父亲年轻时用来打猎的，枪托上还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“李”字，是他父亲请村里的秀才刻的，秀才的手有点抖，“李”字的撇画歪得厉害，却成了家里的念想。去年太平军毁了他家的三亩水田，稻穗刚抽浆，金黄的稻粒还没饱满，就被太平军割了喂马，父亲为了护着这把枪，跟太平军士兵打了起来，被砍伤了腿，伤口感染，没过多久就去世了。父亲临终前，把枪交给李守业，说“守业，这枪陪了我二十年，目前交给你，你要好好用它，保护好你娘和妹妹，别让她们受欺负”。他来参军那天，天刚亮，母亲把家里仅有的一块腊肉煮了，腊肉是过年时舍不得吃的，切成碎末包在饭团里，饭团里还放了点盐，塞给他说：“守业，好好练，打跑长毛，咱们就能回家种地了，你妹妹还等着跟你学打鸟呢，她说要打只野鸡给我补补身子，我这老寒腿，吃了野鸡能好点。”妹妹今年才八岁，眼睛很大，像母亲，总喜爱跟在他身后，喊“哥哥，哥哥”，手里拿着个小篮子，捡他打下来的小麻雀。李守业把饭团揣在怀里，饭团还热乎着，贴着胸口，像母亲的手。他跪在地上给母亲磕了三个头，头磕在青石板上，有点疼，说“娘，您放心，我必定回来”，然后转身就走，没敢回头——他怕看到母亲的眼泪，会忍不住留下来，会舍不得离开。
可一开始，李守业连鸟铳都握不稳。第一次练习瞄准，他端着枪，胳膊抖得像筛糠，手指扣在扳机上，却总也不敢用力。他怕枪响，怕子弹打偏，更怕自己像父亲一样，连枪都护不住。教官赵老栓走过来，赵老栓是个退伍的绿营兵，脸上有一道刀疤，从额头一直到下巴，是当年跟白莲教打仗时留下的，刀疤在晨光里显得有点狰狞。他照着李守业的后背拍了一下，力气很大，李守业差点栽倒：“小子，抖什么！枪都握不住，还想打长毛？不如回家抱你妹妹去！你爹要是知道你这样，能从坟里爬出来揍你！你爹当年可是村里的好猎手，一枪能打中小麻雀的眼睛，你怎么就这么没出息！”李守业脸一红，红到了耳朵根，咬着牙扣下扳机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子弹偏得老远，落在靶场外的草地上，惊飞了一群麻雀，麻雀扑棱着翅膀，叽叽喳喳地飞走了，留下几片羽毛在空中飘。周围的士兵都笑了，有人说：“看他那样，怕是连鸡都不敢杀，还想杀长毛？”有人说：“就他这样，上了战场也是送死！”李守业攥着枪杆的手越收越紧，指甲都嵌进了木头里，指节泛了白——他想反驳，想说自己不是胆小，只是想起了父亲受伤时的样子，想起父亲躺在病床上，喘着气说“守业，要保护好娘和妹妹”，可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。他知道，说再多没用，只有练好本事，才能不被人嘲笑，才能保护家人，才能对得起父亲的枪。
那天晚上，等营里的士兵都睡熟了，帐篷里传来此起彼伏的鼾声，有的士兵还在说梦话，喊着“娘”“回家”，李守业偷偷溜出帐篷，跑到靶场。月光洒在木制的靶上，靶心的红圈像个小小的月亮，在夜里泛着淡淡的光。他端起鸟铳，按照赵老栓教的姿势，左手托着枪身，右手扣着扳机，眼睛盯着靶心，深吸一口气——“砰”，子弹打在了靶心旁边，差了一指宽。他没放弃，从口袋里掏出纸包的火药，纸包是母亲用粗布缝的，上面还绣着一朵小小的莲花，莲花的花瓣有点歪，却是母亲的心意。他小心翼翼地往枪膛里倒火药，生怕倒多了炸膛，火药的味道有点呛人，他却很熟悉，父亲当年打猎时，他就在旁边看着，帮父亲倒火药。再把铅弹塞进去，用通条压实，通条是铁做的，有点沉，他用力压着，胳膊都有点酸。重新瞄准，“砰”，又偏了一点。他一遍又一遍，直到手指被扳机磨得发疼，疼得有点发麻，胳膊酸得抬不起来，才坐在地上休憩。他靠在靶杆上，看着天上的月亮，月亮很圆，像家里的铜盆，他想起妹妹，想起妹妹说“哥哥，我要吃野鸡”，想起妹妹拿着小篮子，蹦蹦跳跳地跟在他身后，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，滴在枪托的“李”字上，晕开一小片湿痕。
“小伙子，还在练啊？”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，李守业抬头，看到是营盘街旁“刘记包子铺”的刘老栓。刘老栓推着一辆小木车，车上放着一笼热包子，笼屉冒着热气，白色的蒸汽在月光里很明显，香味飘过来，勾得李守业肚子咕咕叫——他晚上只吃了一个杂粮馍，早就饿了。刘老栓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，头发有点白，脸上满是皱纹，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像月牙。他是给值夜的士兵送包子的，每天晚上都会来，风雨无阻，包子是他下午就开始做的，发面要发两个时辰，才能松软。他走到李守业身边，递给他一个肉包：“吃个包子，垫垫肚子，慢慢来，谁刚开始都这样。我年轻的时候学做包子，连面都和不好，水放多了成稀泥，水放少了揉不动，被我爹骂了半个月呢，后来不也学会了？我爹说‘做包子要用心，练枪也一样，只要用心，没有学不会的’。”
李守业接过包子，包子还热乎着，烫得他手指有点疼，却舍不得放手。他咬了一口，肉馅的香味混着葱花的清香在嘴里散开，肉馅里还放了点姜末，去腥，味道很好，是家的味道。这是他来军营后吃的第一个热包子，之前吃的都是干硬的杂粮馍，馍里还掺着沙子。他跟刘老栓说起自己的家，说起母亲和妹妹，说起父亲留下的那把鸟铳，说起家里被太平军毁了的水田——水田旁边有棵老樟树，是他小时候跟妹妹爬的，目前不知道还在不在。刘老栓听了，叹了口气，坐在他身边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我老伴走得早，就靠这个包子铺糊口。你们这些小伙子参军，不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能安稳过日子吗？我做几个包子，算什么。去年城西的张记包子铺，就被长毛烧了，张老板一家都没了，我去收拾的时候，还看到他家里的蒸笼，都被烧黑了，蒸笼上还刻着‘张记’两个字，跟我家的蒸笼一样。”李守业听了，心里更不是滋味，只觉得手里的包子更沉了，也更香甜了——这包子里，藏着百姓对他们的期盼，藏着普通人的温情。刘老栓还从车里拿出一个油纸包，递给李守业：“这里面是我腌的萝卜干，配着包子吃，解腻。这萝卜干是我老伴传下来的方子，用酱油、醋、糖腌的，能放半年，我目前每天都腌一点，就像她还在一样。”
从那后来，李守业每天训练结束，都会去刘老栓的包子铺买两个肉包。刘老栓总会多给他一个，有时是肉包，有时是菜包，菜包里放的是白菜和粉丝，是刘老栓早上刚买的新鲜白菜。刘老栓说：“小伙子练得辛苦，多吃点，才能有力气打长毛。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不能饿着。”李守业想多给钱，刘老栓却不收，说“等你打跑了长毛，再给我也不迟，到时候你带着你娘和妹妹来，我给你们做最好的包子，放双倍的肉”。有一次，下了大雨，营盘街的路变得泥泞不堪，烂泥没过了脚踝，走一步都很困难，鞋子里全是泥，拔都拔不出来。刘老栓推着小车送包子，车轮陷进泥里，怎么也推不动，他弯着腰，使劲往前推，脸憋得通红，额头上的汗珠混着雨水往下淌，衣服都湿透了。李守业正好路过，赶紧跑过去帮忙，两人一起推着车，在泥里慢慢走，车轮“咯吱咯吱”地响，像是随时会散架。刘老栓说：“我这包子铺，要是没有你们湘军守着，早被长毛抢了。我这辈子没什么本事，就会做包子，能让你们吃饱，我就知足了。我还盼着你们打跑长毛，我就能把包子铺扩大点，多雇两个人，让更多人吃我的包子。”李守业没说话，只是更用力地推车——他知道，自己肩上扛的，不只是枪，还有刘老栓这样的百姓的希望，还有他们对和平的期盼。
曾国藩对湘军的训练格外严格。每天清晨，他都会穿着一身青布长衫，在营盘里巡查，手里拿着一把折扇，却很少打开，只是偶尔用扇子尖指一指士兵的动作，说“这里不对，腰要挺直”“再练十遍，直到标准为止”。他要求士兵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训练，练到天黑，中间只休憩两次，每次半个时辰，休憩时也不能偷懒，要练习扎马步、握枪。有一次，一个士兵偷懒，躲在帐篷里睡觉，被曾国藩发现了，曾国藩没骂他，只是让他站在帐篷外，对着军旗罚站，罚了一天一夜，军旗上绣着“湘军”两个字，在风里飘着。曾国藩说“你对不起身上的号服，对不起家里的爹娘，更对不起那些盼着你们打胜仗的百姓”。那个士兵站了一夜，第二天就病倒了，发着高烧，曾国藩却没让他休憩，说“目前病倒，总比在战场上丢了命好，你要记住这次教训，后来再也不能偷懒”。
有一次，曾国藩走到李守业所在的队伍前，看着士兵们练习刺杀。士兵们拿着长矛，对着稻草人刺杀，“喝哈”的声音很整齐，长矛刺进稻草人的声音“噗噗”响。曾国藩突然指着李守业说：“你，出列，演示一遍刺杀动作。”李守业心里一紧，心“怦怦”跳，深吸一口气，握着长矛，按照赵老栓教的动作，左腿向前迈出一步，身体前倾，长矛刺出，收回，再刺出，动作标准有力，长矛尖划破空气，发出“咻”的一声，刺中了稻草人的胸口，稻草从伤口里露出来。曾国藩点了点头，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他的手很凉，却很有力：“不错，练得很用心。记住，你们练的不是招式，是保家卫国的本事。每一招，都要对得起家乡的百姓，对得起家里的亲人，不能让他们白等。你家里有爹娘妹妹，她们都在等你回去，你要是练不好，怎么回去见她们？你妹妹还等着跟你学打鸟，你娘还等着吃你打的野鸡，你不能让她们失望。”李守业低下头，说“是，大人，我记住了”，心里却热乎乎的——曾国藩虽然严格，却懂他心里的牵挂，懂他对家人的思念。
李守业把曾国藩的话记在心里，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。笔记本是他用粗纸做的，纸有点糙，是从营里领的，每页都写得满满的，有训练的要点，列如“刺杀时要快、准、狠”，有曾国藩的话，还有给母亲和妹妹的话，列如“娘，我今天练得很认真，很快就能回家了”“妹妹，等我回家，就教你打鸟，给你打许多野鸡”，他想等回家的时候，念给她们听。他开始帮着其他士兵一起训练，有个叫王二的士兵总偷懒，训练时总找借口去喝水，或者躲在树荫下休憩，王二家里穷，娘得了肺痨，需要钱治病，他来参军是为了赚军饷，却总觉得自己练不好，就想偷懒。李守业就拉着他一起加练，说：“王二哥，咱们参军，不是为了混饭吃，是为了打跑长毛，让家里人能安稳过日子。要是目前不练，到了战场上，不仅保护不了别人，还会送命，你娘还等着你来家呢，她要是知道你在这里偷懒，会伤心的。你娘的病还等着你的军饷治病，你要好好练，才能活着拿到军饷，才能让你娘好起来。”王二听了，红了眼眶，眼泪掉了下来，他说“我知道，可我总觉得自己练不好，怕上了战场会死”，李守业拍着他的肩膀说“别怕，我陪你一起练，咱们一起回家见娘”。从那后来，王二再也不偷懒了，训练比谁都认真，还跟李守业一起，帮着其他士兵纠正动作，两人成了好朋友。
两个月后，湘军接到命令，要出发去前线攻打太平军。出发那天，天刚亮，营盘街就挤满了送行的百姓，有老人，有妇人，有孩子，手里拿着鸡蛋、包子、布鞋，往士兵手里塞。有的妇人抱着孩子，跟士兵说“小伙子，要活着回来”，有的老人拉着士兵的手，塞给他一块银元，说“买点好吃的”。刘老栓给李守业塞了一袋子包子，包子还热乎着，是他凌晨三点就起来做的，还有一双他连夜缝的布鞋，鞋面上还绣着一个小小的“安”字，针脚很密，是刘老栓的女儿帮忙绣的——刘老栓的女儿今年十五岁，眼睛很大，像刘老栓。刘老栓说：“小伙子，到了前线，要照顾好自己，这布鞋结实，穿着舒服，别冻着脚。打完仗，早点回来，我还做包子给你吃，你妹妹肯定也等着跟你学打鸟呢，我给你留着最好的面粉，等你回来，咱们一起做包子，放双倍的肉。”李守业接过包子和布鞋，眼眶红了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没掉下来——他不能哭，他要坚强。他对着刘老栓鞠了一躬，又朝着湘乡的方向望了望——那里有他的母亲和妹妹，有他的家，有他家的老樟树。他知道，自己肩上扛的，不仅是那把老旧的鸟铳，还有刘老栓的期盼，还有母亲和妹妹的希望，还有千千万万湖南百姓的安稳日子。他握紧了手里的枪，心里默念：“娘，妹妹，等着我，我必定回来，打跑长毛，咱们一起回家种地，一起吃刘老板的包子。”
如今，营盘街还保留着当年湘军训练的遗址，那些老旧的靶场、帐篷的残基，还有曾国藩当年用来办公的小木屋，都还静静地站在那里。小木屋的窗户上还挂着当年的布帘，布帘已经褪色，成了浅灰色，却还能看出当年的青蓝色。每到春天，木屋旁的桃树就会开出粉色的花，花瓣落在青石板上，像极了当年士兵们流下的汗水，也像极了他们对家乡的思念。李守业和刘老栓的故事，成了长沙人口中的一段佳话，老人们总会跟孩子说：“湘军能打胜仗，不是由于枪有多好，是由于士兵们心里装着家，装着百姓，百姓们心里想着士兵，想着国家。军民一条心，才能守住咱们的湖南，守住咱们的家。你看李守业，为了娘和妹妹，好好训练；你看刘老栓，为了士兵们，每天送包子，这就是咱们湖南人的情义。”孩子们听着，眼里闪着光，像当年的李守业一样，心里种下了家国的种子。
七律·第52章
湘军练勇驻长沙，营盘里中武艺嘉。
守业练枪求劲猛，小贩售包济军家。
兵法传习明战略，刀枪演练显豪侠。
营盘街畔残痕在，一段军史记年华。
第53章 清末开商埠
公元1904年（清光绪三十年）的长沙，一纸《长沙通商口岸章程》的签订，像一块巨石投进平静的湘江，激起的涟漪很快蔓延到城市的每个角落。消息传来那天，长沙城里的百姓都在议论，茶馆里、巷口边，到处都是说话的声音。有人说“洋人要来了，后来能买到洋货了，听说洋布又软又便宜”，有人说“洋人来了，咱们的生意就不好做了，我家的布铺怕是要关门”，还有人说“这是朝廷没本事，才让洋人进来的，咱们老百姓又要受苦了”。小西门的湘江码头边，原本停泊着乌篷船的水域，如今多了几艘冒着黑烟的外轮，烟囱里吐出的黑烟把天空染得灰蒙蒙的，像一块洗不干净的脏布，连湘江的水都仿佛变了颜色，不再是之前的清澈。外轮上卸下来的洋货堆在码头边，有洋布、洋油、洋钉、洋伞，还有带着发条的洋钟，洋钟“滴答滴答”地响，吸引了不少百姓围观，有人伸手摸了摸洋布，说“这布真软，比咱们的土布软多了”，有人盯着洋钟看，说“这东西不用上弦就能走，真神奇”，还有人拿起洋钉，说“这钉子比咱们的铁钉钉得牢”。英、日等国的领事馆、洋行相继在潮宗街建起，青砖洋楼拔地而起，尖顶的窗户、雕花的门楣、铸铁的栏杆，与旁边中式瓦屋的飞檐斗拱、木格花窗形成鲜明对比，像一道突兀的伤疤，刻在长沙古老的土地上。洋行门口挂着外文招牌，“British Merchant Tai Koo Navigation Company”（英商太古洋行）的字样用铁铸在墙上，闪着冷光，让路过的百姓都忍不住多看两眼，却不敢靠近——他们怕洋人，也怕这些陌生的洋楼。
买办李永昌站在英商太古洋行的门口，穿着一身不合身的西装，是史密斯给他的旧西装，西装的袖子有点长，盖住了他的手腕，领口的领带勒得他脖子发紧，让他总忍不住想伸手拽一拽，却又不敢——史密斯说“穿西装要规矩，不能像穿长衫一样随意，这是西方的礼仪，你要学”。他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账本，账本是真皮封面的，很沉，上面记着洋布、洋油、洋钉的销量，一串串阿拉伯数字旁边，还写着密密麻麻的英文，他得一边看一边查《英汉字典》，字典的纸都翻得卷了边，是他花了半个月工资买的，里面有许多他画的记号，是不认识的单词。他是长沙本地人，早年在私塾读过十年书，能写一手好字，还能背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先生说他“机智，有悟性”。后来跟着一个英国传教士学了点英语，传教士是来长沙传教的，住在潮宗街的一座小洋楼里，李永昌帮他翻译中文，传教士就教他英语，说“你学英语有天赋，后来能当买办，赚大钱”。被太古洋行的经理史密斯雇来做买办后，他每个月能赚五两银子，比在私塾教书多三倍，家里的日子好了许多，母亲再也不用缝补衣服到半夜，妹妹也能去学堂读书，学堂是新式学堂，教英语和数学，妹妹说“哥，我后来也要学英语，跟你一样”。可他心里却总不是滋味，每次看到洋行里的洋货，看到百姓们买洋货时的样子，就觉得像有根针在扎他的心——他知道，这些洋货，抢了中国人的生意，抢了像表哥周福顺这样的手艺人的活路。
“永昌，忙着呢？”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，李永昌抬头，看到是表哥周福顺。周福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，长衫的肘部有两个补丁，是表嫂缝的，肩上扛着一个布包袱，包袱上还沾着点码头的泥，显然是刚从码头过来。周福顺原本在太平街开了家“福顺布铺”，布铺的门脸不大，却很干净，门口挂着“福顺布铺”的木牌，是周福顺的父亲传下来的。他卖的是长沙本地织的土布，花色虽然朴素，只有蓝、黑、灰三种，却结实耐穿，用的是湘江边的棉花，纺线纺得细，织布织得密，附近的百姓都爱买，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，都说“福顺布铺的布，能穿好几年，孩子长个子了，改改还能穿”。可自从洋布进来，他的生意一落千丈——洋布又便宜又轻便，花色还多，有印着碎花的，有绣着蕾丝的，还有带着条纹的，年轻姑娘们都爱穿，说“穿洋布洋气，能跟上时髦”。他的布铺撑了半年，每天都没什么生意，有时候一整天都卖不出一匹布，最后只能关门，把织机当废铁卖了，织机是他父亲留下来的，卖的时候他心疼得掉了眼泪。目前只能在码头当脚夫，扛洋布过日子，每天能赚二十个铜钱，勉强够一家人吃饭，表嫂还得在家缝补衣服补贴家用，两个孩子也不能去学堂读书，只能在家帮着干活。
“表哥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李永昌赶紧把周福顺拉到洋行旁边的小巷里，怕被史密斯看到——史密斯不喜爱他跟“下等的中国人”来往，说“买办要跟洋人亲近，不能跟那些没文化的百姓混在一起，会丢洋行的脸”。周福顺从包袱里拿出一块土布，布是浅蓝色的，上面织着简单的花纹，是表嫂新织的，他递给他说：“永昌，你看，这是你表嫂新织的布，比以前更细了，她织了三天才织好这一匹，眼睛都熬红了。我想着能不能找你想想办法，把这布卖给洋行，哪怕便宜点也行，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要吃饭，小的那个还在生病，需要买药，药钱还没凑够呢。”李永昌接过土布，指尖划过细密的经纬，布料很柔软，却很结实，心里一阵发酸——这土布的手感他太熟悉了，当年他结婚时，周福顺还送了他一匹，是深蓝色的，表嫂连夜给他缝了件长衫，他穿了好几年都没坏，领口磨破了，母亲还给他缝了块补丁，让他继续穿。这土布，是用湘江边的棉花纺的线，用木织机织的，带着阳光和棉花的香味，不像洋布，总有股化学味，穿在身上不舒服。
“表哥，洋行只卖洋货，不收土布”，李永昌压低声音，凑近周福顺说，声音里带着无奈，还有点愧疚，“我之前跟史密斯提过，说咱们的土布结实，适合做衣服、做被子，老百姓都喜爱，他却笑了，说土布‘样式落后，质地粗糙’，没人要，还说咱们中国人只会织‘primitive cloth’（primitive，意为原始的），说咱们的织机是‘中世纪的工具’，跟不上时代。我跟他争了几句，说‘土布结实，洋布洗两次就破了’，他就骂我‘忘恩负义’，说‘要不是我雇你，你还在私塾教书，赚不了这么多钱’，我只能闭嘴。”周福顺的脸一下子沉了下去，把土布揣回包袱里，手指攥得紧紧的，指节都泛了白，声音有点发颤：“落后？咱们湖南人织了几百年的布，从明朝就开始织，当年乾隆皇帝还穿过咱们湖南织的布，怎么就落后了？还不是由于他们有机器，一天能织几十匹，咱们靠手织，一天只能织一匹，赶不上他们吗？可咱们的布结实啊，他们的洋布洗两次就破了，咱们的土布洗十次都没问题，老百姓心里清楚！”李永昌没说话，他知道表哥说得对，可他没办法——洋行的规矩是史密斯定的，他一个买办，根本没资格反驳，他甚至不敢跟史密斯说“不”，由于他需要这份工作，需要钱给母亲治病，母亲有风湿，每到下雨天就腿疼，需要买药；妹妹还在学堂等着交学费，他不能丢了这份工作，哪怕受再多委屈。
这天下午，一个乡下妇人走进洋行，手里攥着一个蓝布包，包得很紧，里面装着皱巴巴的铜钱，是她卖鸡蛋攒的，鸡蛋是家里的老母鸡下的，她舍不得吃，都卖了换钱。她头发用一块蓝布包着，鬓角有几缕白发，是操劳出来的，裤脚还沾着泥，显然是刚从乡下赶来，走了二十多里路，鞋子上还沾着草屑。她走到柜台前，小心翼翼地问李永昌，声音很小，带着点怯意，怕打扰到他：“先生，请问有没有咱们本地织的土布？我家娃才五岁，皮肤嫩，洋布太硬，贴身穿不舒服，总哭，身上都磨红了，我看着心疼。我听人说城里有卖土布的，就来了，走了好久才到。”李永昌看着她布满皱纹的脸，脸上的皱纹很深，是风吹日晒的痕迹，看着她手里攥得发白的蓝布包，想起了自己在乡下的老娘——老娘也喜爱穿土布，说“土布贴身穿暖和，洋布穿着冷”，每次李永昌回家，老娘都会给他缝土布衣服。他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，疼得有点不舒服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婶子，实在对不住，目前洋行里都是洋布，土布很少了。您要是想买，只能去太平街的老布铺看看，说不定还有几家没关门的，列如‘张记布铺’‘王记布铺’，您去问问，应该能买到。”妇人失望地走了，脸上的光一下子没了，走到门口时还回头看了一眼柜台里的洋布，眼神里满是羡慕和无奈，背影单薄得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叶子。李永昌看着她的背影，摸了摸口袋里的土布碎片——那是早上周福顺给他的，他偷偷留了一小块，此刻贴在胸口，像一块发烫的石头，让他坐立不安，连账本都有点看不下去了。
码头边，脚夫王锦堂扛着一捆洋布，往太古洋行的仓库走。洋布很重，压得他肩膀很疼，粗布衣服被汗水浸透，贴在背上，勾勒出他瘦骨嶙峋的肩膀，肩膀被布捆压得发红，火辣辣地疼，他却不敢放下——工头说“放下一次扣五个铜钱”，五个铜钱够买两个杂粮馍，他舍不得。他原本是长沙织染局的织工，织了十几年布，手艺在局里是数一数二的，能织出“回纹”“莲花纹”“万字纹”的土布，这些花纹都是他跟着师傅学的，师傅说“织花纹要用心，一针一线都不能错”。当年织染局给官府供布，都指定要他织的，说“王锦堂织的布，花纹好看，质地好，官府用着放心”。可去年织染局倒闭了，由于没人买土布，局里的织机都被当废铁卖了，每台织机只卖了两个铜钱，他看着织机被抬走，心里像被掏空了一样——那些织机，是他摸了十几年的老伙计，上面还有他的手印，他闭着眼睛都能摸到织机的每个零件。目前，他只能来码头当脚夫，扛这些抢了自己饭碗的洋布，每天扛十几个小时，才能赚够一家人的饭钱，妻子还得在家给人缝补衣服，儿子只能在家帮着看孩子，不能去学堂。
“锦堂，歇会儿吧！”旁边的脚夫张老三扛着一个小布包走过来，布包比王锦堂的洋布轻多了，他递给他一碗凉茶。张老三跟他一起在织染局待过，后来也当了脚夫，两人是老熟人，相互照应。这碗茶是码头旁的“王老茶摊”送的，王老汉是个退休的船工，头发都白了，每天都会烧一大锅凉茶，用的是湘江的水，放了薄荷和金银花，免费给脚夫们喝，说“你们扛东西辛苦，喝点凉茶解解暑”。王锦堂接过茶碗，一饮而尽，凉茶顺着喉咙往下滑，稍微缓解了点燥热，却缓解不了心里的憋屈。张老三看着远处的外轮，外轮正在卸货，起重机“嘎吱嘎吱”地响，把一箱箱洋货吊下来，洋货上印着外文，他们看不懂。张老三小声说：“锦堂，你说咱们这辈子是不是就只能扛洋布了？我听说上海有工厂，能造织布机，是机器织的，一天能织几十匹布，比咱们手织快多了，要是咱们能有机器，是不是也能织出比洋布好的布？到时候，咱们就不用扛洋布了，就能重新织布了，就能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了。”王锦堂握紧了拳头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光，那是他很久没见过的光，像黑暗里的一点亮：“我也听说了，我一个远房亲戚在上海的工厂里干活，他写信说那里的机器可厉害了，织的布又快又好，厂里还有中国工人，待遇还不错，能赚不少钱。等我攒够了钱，就去上海学技术，回来办个工厂，让咱们湖南人也能织出好布，再也不用扛洋布过日子！再也不用看洋人的脸色！咱们的手艺，不能就这么丢了！”张老三笑了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好，我跟你一起去！咱们中国人，不能总受洋人的欺负！等你办了工厂，我就去给你当工人，咱们一起干！”
史密斯是个四十多岁的英国人，总是穿着笔挺的西装，西装是定制的，很合身，手里拿着一根象牙手杖，杖头刻着家族徽章，走到哪里都用手杖敲着地面，“笃笃”的声音透着傲慢，像在炫耀自己的身份。他对中国职员颐指气使，稍有不满就骂人，还常常扣工资，说“你们中国人就是懒，做什么都做不好”。有一次，李永昌算错了一笔洋油的销量，少算了五桶，由于洋油的桶大小不一样，有的是十斤装，有的是二十斤装，他一时没分清，就出错了。史密斯当着所有职员的面，把账本扔在他脸上，账本的硬壳砸在他的额头上，疼得他眼泪都快掉下来，额头上很快起了个包。史密斯还骂他：“You Chinese are so stupid（你们中国人真笨），连这么简单的账都算不好，要不是没人替你，我早就把你开除了！你应该感谢我给你工作，不然你早就饿死了！”李永昌弯腰捡账本时，手指被纸页划破了，血珠滴在账本上，染红了“5 barrels of kerosene”（5桶洋油）的字样，他没敢吭声，只是低着头，把账本捡起来，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灰尘——他需要这份工作，老娘还在乡下等着他寄钱回去买药，妹妹还在学堂等着交学费，他不能丢了这份工作，哪怕受再多委屈，哪怕被人骂“笨”，他也只能忍着。
晚上回到家，李永昌把洋行的西装脱下来，挂在衣架上，西装的领口已经磨破了，他却还是很珍惜——这是他唯一的西装，是他身份的象征，虽然不合身。他换上自己的青布长衫，长衫虽然旧，却很舒服，是母亲给他缝的，针脚很密，穿着很暖和。他坐在灯下，拿出周福顺给的土布，用尺子量了量，土布宽二尺，长一丈，是标准的尺寸。他又拿出针线，试着缝了个小布袋，布袋上绣了一朵小小的梅花，是他跟妹妹学的，妹妹在学堂里学了绣花，教给他的，梅花的花瓣有点歪，却很认真。他想起小时候，老娘教他缝布的场景，老娘坐在煤油灯旁，手里拿着针线，说“永昌，布是暖人的，不管织得好不好，都是咱们中国人的手艺，不能丢。咱们中国人，要有自己的手艺，不能总靠洋人，靠别人不如靠自己”。他摸着手里的土布，心里暗暗下定决心：等攒够了钱，就跟周福顺、王锦堂一起，开一家自己的布厂，买机器，织咱们中国人的布，让百姓们都能穿上咱们自己织的布，再也不用买洋布，再也不用看洋人的脸色。他把缝好的小布袋放在桌上，看着窗外的月亮，月亮很圆，照着长沙的街景，他想起小时候在潮宗街的日子，那时候没有洋行，没有洋货，大家都穿土布，日子虽然穷，却很安稳。他信任，总有一天，中国人能靠自己的双手，造出属于自己的东西，能抬起头，堂堂正正地活着，能让自己的手艺传承下去。
如今，潮宗街的洋行旧址还保留着当年的青砖洋楼，墙上“英商太古洋行”的字迹虽然已经模糊，却依旧能让人想起那段屈辱的历史。洋楼的窗户上还留着当年的铁栏杆，栏杆上锈迹斑斑，却依旧能看出当年的冰冷，像洋人的傲慢。李永昌的矛盾，周福顺的无奈，王锦堂的期盼，都是那个时代长沙人的缩影——在近代化的冲击下，他们像站在十字路口的旅人，一边是熟悉的传统，是母亲缝的长衫，是表嫂织的土布，是父亲教的《论语》，是湘江边的棉花；一边是陌生的西方，是不合身的西装，是冰冷的洋货，是傲慢的洋人，是机器织的洋布；一边是生存的压力，是母亲的药费，是妹妹的学费，是一家人的饭钱，是不得不忍的委屈；一边是尊严的坚守，是中国人的手艺，是民族的骨气，是心底的不甘，是对未来的希望。可他们从未放弃过希望，就像湘江的水，就算遇到礁石，也会绕过礁石，继续向前流，由于他们知道，只有向前走，才能找到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路，才能让中国，真正强劲起来，才能让自己的手艺，在新时代里活下去。
七律·第53章
清末开埠通远洋，洋行领馆列湘江。
外轮载货停商埠，买办牵线做桥梁。
永昌售布谈洋货，锦堂扛包汗满裳。
潮宗街里旧痕在，一段兴衰耐品量。
第54章 时务学堂办
公元1897年（清光绪二十三年）的长沙小东街，一座老旧的宅院被重新修缮一新。宅院原本是一个退休官员的故居，官员当年告老还乡，在这里住了二十年，后来官员去世，家里人迁走了，宅院就荒了下来，荒草丛生，高过了膝盖，梁上还结着蜘蛛网，墙角有许多青苔。谭嗣同、梁启超等人租下这座宅院后，带着学生们一起打扫，除草、修墙、刷漆，用了一个月时间，才让宅院恢复了生机。除草的时候，学生们还在院子里发现了一棵小桂花树，是官员当年种的，已经快枯死了，他们小心地给它浇水、施肥，没想到后来竟然活了，还开了花。朱红的大门上挂着一块黑木匾，上面写着“时务学堂”四个大字，是谭嗣同亲笔题写的，字体刚劲有力，透着一股革新的气息，木匾的边缘还刻着小小的花纹，是学生们一起刻的，刻的是梅花，象征着坚韧。院子里种着几棵桂花树，除了救活的那棵，还有几棵是新种的，已经有几十年树龄了，金黄的花瓣落在青石板上，像铺了一层碎金，风一吹，香气飘满整条街，吸引了不少百姓驻足，有人说“这学堂跟别的学堂不一样，闻着就有文化味”，有人说“听说这里教新学，能让孩子见世面”。每天清晨，院子里都会传出朗朗的读书声，“世界大势，浩浩荡荡，顺之则昌，逆之则亡”“民权者，国民之公权也，非君主之私权也”，这些新鲜的句子，像一阵清风，吹进了沉闷的长沙城，也吹进了年轻人的心里，让他们知道，原来世界不只是“天朝上国”，原来国家的未来，需要他们这些年轻人去改变。
学子陈景明坐在教室的第一排，手里握着一支狼毫毛笔，毛笔是母亲给他买的，是最好的狼毫，花了母亲半个月的生活费，他很珍惜，用的时候很小心。他认真地在纸上记着笔记，笔记本是他用粗纸装订的，封面用红笔写着“时务学堂听课笔记”，字写得很工整，是他练了很久的。里面的字也写得工工整整，有的地方还画了圈，是重点内容，列如“民权”“变法”“科学”，有的地方还写了自己的感想，列如“听梁先生讲课，如拨云见日，终于清楚中国落后的缘由”。他来自长沙县的乡下，家里种着两亩水田，水田在湘江边，灌溉很方便，收成还不错，却也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父亲是个老实的农民，一辈子没读过多少书，只会写自己的名字，却深知读书的重大性，他常说“只有读书，才能改变命运，才能不受欺负”。去年秋天，长沙大旱，水田收成不好，稻穗都蔫了，父亲把家里仅有的一头耕牛卖了，耕牛是家里的宝贝，帮着种地，父亲舍不得卖，却为了凑学费，还是卖了。送他来长沙读时务学堂时，父亲把他叫到身边，手里攥着卖牛的银子，银子用布包着，很沉，父亲的手很粗糙，布满了老茧，是种地种出来的，却很有力，攥着他的手，说：“景明，爹没本事，只能让你去读书。听说这学堂教新学，能让你见世面，能让你知道怎么救国。你要好好学，将来别像爹一样，一辈子只知道种地，要为国家做点事，要让咱们中国人，不再受洋人的欺负。要是钱不够，爹就去给人打工，必定供你读完。”父亲的话，像一颗种子，落在了陈景明的心里，让他更加坚定了读书的决心。
之前，陈景明读的是乡下的私塾，私塾在村里的旧庙里，庙很小，只有一间屋子，里面供奉着孔子的画像。私塾先生是个老秀才，戴着老花镜，眼睛有点花，每天都教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要求学生们死记硬背，要是背不出来，就用戒尺打手心，戒尺是竹做的，打在手上很疼。先生总说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，说“中国是天朝上国，洋人都是蛮夷，没什么好学的”，还说“新学是异端邪说，会坏了祖宗的规矩”。陈景明也一直这么认为，以为世界就是这样，中国就是天下的中心，直到他来到时务学堂，听到梁启超讲课，才知道自己之前的认知有多狭隘。梁启超站在讲台上，穿着一身长衫，是深蓝色的，戴着一副圆框眼镜，眼镜是西洋的，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，时而激昂，时而低沉，像在讲故事，很吸引人。他讲课不用戒尺，也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，而是用生动的例子讲解，列如讲“西方民主制度”时，他说“英国的国王没有实权，实权在议会，议会是百姓选出来的，代表百姓的意见，所以英国能强劲，百姓能过上好日子”；讲“科学技术”时，他拿出一个指南针，指南针是西洋的，比中国的指南针更准确，他说“这是咱们中国人发明的，可洋人用它造了轮船，来侵略咱们，咱们要是不学习科学技术，就永远赶不上洋人，永远受欺负”；讲“变法”时，他说“日本之前也很落后，被列强欺负，后来明治维新，学习西方，短短几十年就变强了，咱们中国也能像日本一样，通过变法变强”。当他讲到“中国之所以落后，是由于闭关锁国，不学习西方的长处，像一个关在屋子里的人，不知道外面的天已经变了”时，陈景明的心里像被一道光照亮了——他第一次知道，原来世界这么大，除了中国，还有英国、法国、美国这些强劲的国家；原来中国的落后，不是由于“天命”，而是由于固步自封，不愿意接受新事物；原来国家的未来，需要他们这些年轻人去改变，需要他们去学习新学，去唤醒更多的人。
“先生，”课后，陈景明鼓起勇气走到梁启超面前，手里还攥着记满笔记的纸，手指由于紧张而有点发白，手心都出汗了，“我们这些年轻人，该怎么做才能让中国强劲起来？是不是只要学好新学就行了？要是守旧派反对，要是朝廷不支持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这么弱小，能改变什么吗？”梁启超摸了摸他的头，眼神温和却坚定，像兄长一样，让陈景明心里很踏实：“景明，学好新学只是第一步，更重大的是要开阔眼界，清楚世界的大势，然后用你们的知识去唤醒更多的人。改变中国不是一个人、一代人能做到的，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，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，扛起这个责任，像蜡烛一样，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。守旧派反对很正常，由于他们害怕改变，害怕失去自己的利益，他们就像关在屋子里的人，不愿意出来看外面的世界。朝廷不支持也没关系，只要百姓觉醒了，只要年轻人觉醒了，就能推动朝廷改变，百姓才是国家的主人。你们虽然弱小，却像星星之火，只要大家一起努力，就能燎原。记住，只要有信念，有决心，就没有做不到的事。”梁启超的话，像一股暖流，流进了陈景明的心里，让他更加坚定了学习新学、唤醒百姓的决心。
陈景明把梁启超的话记在笔记本的第一页，还用红笔圈了起来，旁边写着“要为百姓觉醒而努力，要做星星之火”。他每天都来得最早，走得最晚，课堂上认真听讲，生怕错过一个字，连梁启超咳嗽一声，他都觉得可能是自己没听清楚，赶紧问旁边的同学“梁先生刚才说什么了”；课后还会去学堂旁的“崇文书肆”买新学书籍，有时候没钱买，就站在书肆里看，一站就是半天，腿都麻了也不在乎，掌柜的王润之看他可怜，还会给他搬个小板凳，让他坐着看。书肆的老板王润之，是个五十多岁的读书人，头发有点花白，却总是笑眯眯的，戴着一副老花镜，眼镜是西洋的，是他托人从上海买的，手里总拿着一本书，要么是《天演论》，要么是《海国图志》，看得很入迷。他的书肆不大，只有一间屋子，却摆满了书籍，书架从地面到屋顶，上面摆满了书，从《四书》《五经》到《天演论》《变法通议》《物种起源》，还有外文的书籍，列如《The Wealth of Nations》（《国富论》），是他托人从上海、广州买回来的，路上要走一个多月，还很容易被查，有一次书被官府扣了，他花了许多钱才赎回来。这些书价格不菲，可他只卖成本价，遇到像陈景明这样没钱买的学子，还会免费借出去，说“书是用来读的，不是用来藏的，能让更多人读到，才是书的价值，能让更多人觉醒，才是我开书肆的目的”。
“景明，今天又来买书记？”王润之看到陈景明走进书肆，笑着从书架上拿出一本《天演论》，书的封面已经有点磨损，是被许多人翻过的，书脊上还贴着一张小纸条，写着“已借15次”，“这本书是严复先生翻译的，讲‘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’，你好好看看，就能清楚为什么中国必须变法，不变法就会被世界淘汰，就会像印度一样，被洋人侵略，成为殖民地，百姓就会受苦。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，晚上都睡不着觉，觉得自己之前太糊涂了，不知道国家的危机。”陈景明接过书，摸了摸口袋里的铜钱，只有十几个，是他省吃俭用攒下来的，每天只吃两个杂粮馍，省下钱来想买书，可还是不够。他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说：“王老板，我今天带的钱不够，能不能先借着，下次再给您？我保证，下次发了月钱就给您，绝不拖欠。”王润之摆摆手，笑着说：“没事，你先拿去看，钱什么时候给都行，就算不给也没关系。这些书，能开民智，比赚钱重大。我开这个书肆，不是为了赚钱，是想让更多年轻人看到这些书，清楚救国的道理，让咱们中国，能早点强劲起来，让百姓能早点过上好日子。”他还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，上面写着书肆的借书规则，规则很简单：“借书不限时间，归还时保证书不损坏即可”，说“你要是喜爱，后来可以常来借，只要按时还就行，要是书坏了，也不用赔，我再买一本就是”。陈景明接过书和纸，心里一阵温暖，连声道谢，抱着书跑出了书肆，他想赶紧回去，把《天演论》读完，想早点清楚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的道理。
学堂里的学子来自湖南各地，有商人的儿子，有官员的后代，还有像陈景明这样的农民子弟，大家虽然出身不同，却由于新学走到了一起，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之前对新学很抵触的张士杰，自从读了陈景明借给他的《天演论》，像变了个人似的，每天都主动找陈景明讨论书中的内容，还会在课堂上主动提问。有一次，梁启超讲“民权”，张士杰站起来说：“先生，我之前觉得‘君为臣纲’是天经地义，可读了《天演论》才知道，世界一直在变，要是君主不顾百姓的意愿，国家就会落后。那咱们是不是可以让百姓也参与到国家管理中，列如像英国那样，选代表说话？”梁启超笑着点头：“士杰说得好，这就是民权的意义——百姓不是君主的附属，而是国家的主人，只有让百姓有发言权，国家才能走在正确的路上。”张士杰坐下后，偷偷跟陈景明比了个“加油”的手势，两人都笑了——新学像一座桥，把原本立场不同的人连在了一起。
可时务学堂的革新，终究还是触怒了守旧派的利益。有一天清晨，陈景明刚到学堂，就看到门口围了一群人，地上散落着被烧毁的书籍，书页的灰烬被风吹得漫天飞，其中一本《变法通议》的残页上，还能看到梁启超的名字。几个穿着长衫的守旧派文人，手里拿着火把，还在喊：“异端邪说，毁我圣道！烧了这学堂，免得误人子弟！”一个年轻学子想上前阻止，还被他们推搡在地，膝盖磕出了血。
陈景明赶紧跑去找谭嗣同，谭嗣同正在书房整理讲义，听到消息后，立刻放下笔，快步走到门口。他看着被烧毁的书籍，脸色很沉，却没有发怒，只是平静地对守旧派文人说：“诸位，我们办新学，不是要抛弃孔孟之道，而是要给孔孟之道注入新的生命力。孔子说‘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’，难道说诸位忘了吗？目前国家危难，洋人用洋枪洋炮打开我们的国门，要是我们还抱着‘天朝上国’的美梦不放，还在纠结‘异端不异端’，中国迟早会被列强瓜分，到时候，别说圣道，连祖宗的坟墓都保不住！”
守旧派文人里，领头的是前翰林院编修刘世安，他指着谭嗣同的鼻子骂：“谭嗣同，你竟敢篡改圣人之言！你勾结梁启超，传播洋人的学说，是想颠覆大清！我要去官府告你！”谭嗣同毫不畏惧，直视着他的眼睛：“刘大人，我传播新学，是为了唤醒百姓，是为了救国。要是官府能清楚这个道理，我就算被抓，也心甘情愿。可要是官府跟你一样，只知道守旧，不知道变通，那大清的未来，才真的堪忧！”
周围的百姓越聚越多，有人小声说：“谭先生说得对，咱们不能再守旧了，再守旧就要被洋人欺负了”；还有人捡起地上的残页，小心地收好，说“这书里写的都是救国的道理，不能烧”。刘世安看到百姓不站在自己这边，又怕谭嗣同真的去官府理论，只能带着人灰溜溜地走了，走之前还撂下一句“你们等着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”。
事后，陈景明和张士杰一起，把地上的残页捡起来，想试着拼凑完整。王润之也赶来了，还带来了新的《变法通议》，说：“这些书烧了没关系，我那里还有许多，只要咱们的心不被烧，新学就永远烧不尽。”谭嗣同看着学子们和百姓的支持，感慨地说：“你们看，百姓心里是清楚的，只要我们坚持下去，就必定能唤醒更多人。”
从那后来，时务学堂的学子们更坚定了传播新学的决心。他们利用课余时间，在街头巷尾设起“讲书点”，陈景明负责读《天演论》的片段，张士杰负责讲解“民权”的意义，还有学子用简单的工具演示科学实验，列如用镜子反射阳光点燃纸片，告知百姓“这不是妖术，是科学，是洋人能造轮船、大炮的缘由”。一开始，只有几个孩子围着看，后来百姓越聚越多，有的还会主动提问：“先生，咱们也能学这个科学吗？”“要是变法了，咱们的日子能变好吗？”陈景明每次都耐心回答：“能！只要咱们都学新学，都支持变法，咱们中国必定能变强，咱们的日子也必定能变好！”
半年后，陈景明从时务学堂毕业。离开前，他去见梁启超，梁启超送给了他一本亲笔题字的《变法通议》，上面写着“以笔为剑，以知为盾，唤醒民智，共赴国难”。陈景明抱着书，回到了长沙县的乡下，用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钱，在村里的旧庙里办了一所小学堂，教孩子们读《天演论》《海国图志》，还教他们算术、地理。一开始，只有几个家长愿意把孩子送来，说“读这些洋人的东西，能有什么用”，可陈景明不放弃，每天都站在村口，跟家长们讲新学的好处，讲国家的危机。后来，有个孩子用他教的算术，帮家里算了粮价，避免了被粮商坑骗，家长们才慢慢信任他，送孩子来学堂的人也越来越多。
陈景明教孩子们的时候，总会想起梁启超的话，想起王润之的书肆，想起时务学堂院子里的桂花树。他会对孩子们说：“你们要好好学，将来去长沙，去北京，去更多的地方，把新学传给更多的人，让咱们中国，再也不受洋人的欺负。”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点头，眼里却闪着光，像当年的陈景明一样，心里种下了救国的种子。
如今，小东街的时务学堂遗址还在，院子里的桂花树依旧枝繁叶茂，每年秋天，金黄的花瓣都会落在青石板上，像铺了一层碎金，香气飘满整条街。偶尔有游客走进院子，还能听到仿佛从历史深处传来的读书声，看到那些年轻的身影——他们有的在讨论“民权”，有的在阅读新学书籍，有的在演示科学实验。时务学堂虽然只存在了短短几年，却像一颗火种，点燃了湖南乃至全国的新学热烈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为变法图强而奋斗的志士。而陈景明、王润之的故事，也成了长沙近代史上的一段佳话，提醒着后人：真正的强劲，从来不是靠武器，而是靠民智；真正的传承，从来不是靠守旧，而是靠革新——就像那棵被救活的桂花树，哪怕经历风雨，也能年年开花，香气不绝。
七律·第54章
维新志士聚长沙，创办学堂育嫩芽。
景明听课明新理，润之售书传百家。
天演论中知进化，时务课里识兴华。
小东街畔遗址在，一段维新记岁华。
第55章 新式中学办
公元1902年（清光绪二十八年）的长沙城南，那座明代遗留的书院正经历着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。此前因战火荒废的院落里，此刻挤满了工匠——年过六旬的老木匠周师傅正蹲在青石板上凿补廊柱的裂缝，錾子敲在朽木上发出“叮当”脆响，石屑簌簌落在他沾着木屑的布鞋上，他时不时用袖口擦去额角的汗，嘴里念叨着“这柱子得补牢，不然撑不住新梁”；两个年轻瓦匠站在木梯上修补屋顶，新换的青瓦是从湘阴窑厂特意运来的，每片瓦都要先在水里泡透再铺，阳光洒在瓦面上泛着淡青光泽，其中一个瓦匠还对着院墙外张望的孩童做了个鬼脸；漆匠刘师傅正给朱红柱子刷第三遍桐油，漆刷得均匀，连柱脚“缠枝莲”的雕花缝隙都没落下，他随身带的漆桶上刻着“刘记”二字，是祖传的家什，空气中飘着桐油的清苦气味，混着院里新栽的梧桐树叶香，格外提神。这处曾是“岳麓书院”分院的旧址，三年前还屋顶漏雨、墙壁斑驳，野雀在梁上筑巢，蛛网挂满窗棂，如今却在湖南巡抚俞廉三的推动下，一点点恢复生机，成了长沙人茶余饭后最热议的“新鲜事儿”。
院墙外的土路上，每天都围着不少百姓。提着菜篮的王大婶总在清晨来，一边择着青菜，一边跟旁边的人说“我家小子要是能进这学堂，将来也能说洋话、算洋账”；背着布书包的孩童们扒着墙缝往里瞧，指着院子里新运来的玻璃器皿喊“那是什么？像水晶一样亮，比咱们的瓷碗好看”；拄着拐杖的陈老秀才则凑在人群里摇头晃脑，一会儿说“这学堂教‘洋学问’，怕是离经叛道，丢了孔孟的根”，一会儿又被旁边做洋货生意的张老板反驳“老秀才，您还守着老一套呢？去年我去汉口，见人家的孩子都会算轮船载重，咱们的娃还在背‘之乎者也’，再不学，连洋人都比不上了”。直到开学前三天，四个工匠合力抬着门口的黑木匾挂上门楣，“长沙府中学堂”六个大字用金粉描过，在阳光下格外醒目，俞廉三题写的字迹刚劲，笔画间透着股革新的锐气，下方“光绪二十八年立”的小字虽小，却像一枚朱红印章，敲定了长沙新式教育的开端——这是长沙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新式中学，不再只教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而是开设了数学、外语、物理、化学，连老师都是留过洋的学者，像一颗埋在长沙土里的种子，正带着潮气，等着破土发芽。
学生李书文背着母亲缝的蓝布书包，站在学堂门口深吸了一口气。书包上的荷花绣得鲜活，花瓣边缘用银线勾了边，是母亲熬了三个夜晚才绣成的——头两晚线总断，母亲的手指被针扎破了好几处，贴了好几片艾草叶，第三晚终于绣完，她举着书包在油灯下看了又看，说“荷花干净，像读书人的心，我儿背着它，得做个清白的有学问人”。李书文伸手摸了摸书包里的文具：一支狼毫笔是父亲托人从“荣宝斋”买的，笔杆上刻着“学海无涯”；一块墨锭是舅舅送的，磨出来的墨又黑又亮；还有一本线装的《论语》，是父亲让他带的，书的扉页上写着“新学要学，老祖宗的根也不能忘”，父亲说这话时，正用布擦着杂货铺里的洋油桶，桶上的英文他一个都不认识，语气里满是遗憾。走进学堂，院子里的景象让李书文眼睛一亮：东侧的实验室里摆着玻璃烧杯、铜制试管架，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去，器皿上的反光晃得人睁不开眼，几个穿着短褂的杂役正小心翼翼地擦拭；西侧的图书馆里堆着新书，封面印着外文的《物理学纲要》《英语语法》，还有《天演论》《海国图志》的新刊本，管理员是个戴眼镜的先生，正用毛笔给书编号，笔尖在纸上“沙沙”响；连走廊的墙上都贴着图表，有标注着“英、法、美”的世界地图，还有画着骨骼走向的人体图，旁边用毛笔写着“格物致知”四个大字，字体苍劲，是张仲谋老师写的。李书文攥紧了书包带，指节都泛了白，心里又激动又忐忑——他想起父亲上次跟洋人做生意时，由于不懂英语，连价格都谈不拢，最后亏了钱，蹲在柜台后叹气说“别让外国人看不起”，此刻只觉得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，像压了半袋米。
开学第一天的外语课，成了李书文的“难关”。老师张仲谋刚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下“Hello”，声音清亮地说“这是英语里的‘你好’，大家跟我读”，李书文就跟着读，可舌头像打了结，“H”的音发不出来，总读成“哈楼”，尾音还拖得老长。坐在前排的学生赵文轩忍不住回头笑，用胳膊肘碰了碰旁边的人，小声说“乡下来的，连英语都不会读，还来上新学堂”。李书文的脸瞬间红到耳根，头埋得更低，手指紧紧攥着课本边角，把纸都攥皱了，直到下课铃响，他都没敢再抬头，连老师布置的作业都没听清，只听见周围的笑声像小石子一样砸在心上。
“别悲伤，我教你！”王启超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，带着点清脆的笑意。李书文抬头，看到同桌正拿着一个泛黄的小本子，上面用铅笔画着发音口型图，每个字母旁边都标着嘴型：“你看，发‘Hello’时，舌头要抵着下牙床，先轻读‘hə’，像吹蜡烛一样送气，再重读‘ləʊ’，嘴唇要圆起来，像这样——”王启超张开嘴，对着他示范口型，还伸手轻轻碰了碰他的下巴，让他感受喉咙的起伏，“你试试，别怕，我刚开始读‘Goodbye’时，还读成‘古德拜’，张老师都笑了，说我像在喊人名字。”从那天起，每天放学后，李书文都会留在院子里练英语。他找了块光滑的小石子，在地上写满“Hello”“Goodbye”“Thank you”，一边写一边读，读错了就让王启超纠正；遇到张仲谋老师路过，他还会攥着课本跑过去请教，张老师总是蹲下来，拿着他的手在嘴边比划，让他感受气流的方向，还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字母卡片，上面画着小人发字母音的样子，说“你看，发‘H’时，小人在吹胡子，就是要送气”。有一次，他练到天黑，院子里的灯笼都亮了，橘黄色的光洒在地上的字母上，他终于把“Hello”读得标准，还能连着说“Hello, teacher”，他兴奋地跑回家，对着正在纳鞋底的母亲读了一遍，母亲虽然听不懂，却笑着摸他的头，把刚炒好的南瓜子塞给他，说“我儿读书用心，娘高兴，这瓜子你带着，明天跟同学分着吃”。
数学课上，张仲谋的“实践教学”让李书文彻底爱上了这门曾让他头疼的课。那天，张老师带着全班学生去湘江码头，手里拿着卷尺和算盘，身后跟着两个杂役，扛着一块小黑板。码头上堆满了棉花包，浅棕色的布包上印着“湘南棉行”的字样，几个脚夫正扛着棉花包往船上运，船工们在旁边喊着号子“嘿哟！嘿哟！”。张老师指着棉花包说：“这些棉花要装船运去武汉，每包重50斤，一艘船能装200包，咱们算一算，三艘船能运多少斤？运到武汉要走三天，每天走200里，一共要走多少里？”学生们立刻围了上去，有的用卷尺量棉花包的大小，有的在算盘上拨珠子，“噼里啪啦”响，李书文负责记录数据，他蹲在地上，用粉笔在石板上列算式：50×200×3=30000，200×3=600。当他拿着石板跑过去跟张老师说“三万斤，六百里”时，旁边的老船工凑过来看了看，笑着说“小伙子算得对！咱们这船的确 装200包，到武汉也差不多六百里，你这学问能用在实处，比光背书强”。李书文看着码头上忙碌的脚夫，他们的肩膀被棉花包压得发红，却还在咬牙坚持，突然清楚父亲说的“为国家做事”是什么意思——原来学好数学，就能让码头的运输更顺畅，就能让棉行的老板不亏秤，让脚夫们多赚点工钱，让百姓的生计更安稳。
学堂的辩论会更是让李书文打开了眼界。那次辩论的主题是“要不要学西方君主立宪”，反方的赵文轩一上来就举着《论语》，声音洪亮地反驳：“‘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’，这是圣人定的规矩！要是百姓都能参与朝政，那岂不是没了尊卑，天下就要乱了！咱们祖宗传下来的制度，怎么能学洋人的？”李书文握着笔记本站起来，手指着上面抄的《海国图志》片段，手有点抖，却还是坚持说：“赵同学，你还记得鸦片战争吗？咱们守着‘尊卑’，用大刀长矛对抗洋人的洋枪洋炮，最后输了，割地赔款！英国的君主立宪，不是没了尊卑，是让君主听百姓的话，百姓有难处能说出来，国家才能变强。日本之前也跟咱们一样，被洋人欺负，后来学了君主立宪，短短几十年就敢跟俄国打仗，咱们为什么不能学？”
辩论到激烈时，赵文轩气得把《论语》拍在桌上，书页都散了，他指着李书文说：“你这是崇洋媚外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！”李书文却没急着反驳，而是从书包里掏出父亲杂货铺的账本，翻开其中一页，上面记着去年和洋人做的一笔生意：“大家看，我爹去年进了十桶洋油，洋人说每桶二两银子，可我爹不懂英语，也不会算洋账，最后洋人多收了五两，还说‘中国人不会算，只能听我的’。这不是崇洋，是咱们得学会洋人的本事，才能不被欺负！就像张老师说的，‘师夷长技以制夷’，咱们学他们的学问，是为了将来比他们强！”台下的学生们都安静了，坐在后排的张仲谋点了点头，手里的折扇轻轻敲着桌面：“书文说得对，学新学不是丢了老根，是给老根添新枝。咱们学英语，不是要忘了汉语；学数学，不是要丢了算盘；学西方制度，不是要忘了孔孟，是要让老祖宗的智慧，跟上世界的脚步。”后来，赵文轩主动找李书文借《变法通议》，还红着脸说：“之前是我太固执了，你说得对，咱们得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不能总守着过去的规矩。”他还把自己的《论语》借给李书文，上面有不少他的批注，李书文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字，突然觉得，新学和旧学，不是敌人，是能凑在一起的朋友。
最让李书文着迷的，还是物理课的实验。那次张老师带他们做“简易电报机”，学生们分成小组，李书文和王启超、赵文轩分在一组，负责连接电线。一开始，电线总接错，李书文把正极和负极弄反了，按下按键时，对面的灯泡不仅不亮，还冒出了一点火星，吓得他赶紧缩回手，指尖有点发麻。王启超却没放弃，翻出课本里的电路图，指着上面的符号说：“你看，长横线是正极，短横线是负极，咱们把红电线接正极，黑电线接负极，再试试！”赵文轩也帮忙找来了新的灯泡，是他从家里带来的洋货，比学堂里的更亮。三人蹲在地上，小心翼翼地重新连接，李书文的手还有点抖，王启超在旁边握着他的手腕，帮他把电线缠紧。当按下按键，对面的灯泡“啪”地亮起来时，整个实验室都沸腾了，其他小组的学生都围过来看，张老师笑着说：“这就是科学的力量！当年洋人用电报传消息，从上海到北京只要一天，比快马还快，咱们学会了，后来长沙的消息也能传得更快，再也不用等信差跑半个月！”李书文看着亮起来的灯泡，暖黄的光映在他脸上，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冲动——他想造更多的机器，造电报机、造织布机、造轮船，让长沙变得更先进，让中国不再落后，让父亲再也不用由于不懂洋学问吃亏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李书文的本事越来越大。那天，美国商人约翰来到“李记杂货铺”，穿着笔挺的西装，手里拿着一个皮夹子，指着货架上的洋油桶用英语说“要五十桶，还要一百磅洋钉，下周就要运到码头”。李老栓急得直搓手，他只会说“yes”“no”，根本听不懂约翰后面说的交货时间和价格，只能一个劲地摆手。正好李书文放学回来，他放下书包就上前，用流利的英语问：“Mr. John, do you need to deliver to your warehouse? And do you want to pay in silver or banknotes?（约翰先生，您需要送到您的仓库吗？您想用银子还是银票付款？）”约翰愣了一下，随即笑着点头，还从皮夹子里拿出一张订单，上面写着详细的数量和地址。李书文拿起算盘，手指飞快地拨着珠子，算完后又用毛笔写在纸上：“洋油五十桶，每桶二两银子，共一百两；洋钉一百磅，每磅五分银子，共五两，合计一百零五两，下周 Wednesday（星期三）交货到湘江码头三号仓库。”约翰看着账本上工整的字迹，忍不住竖起大拇指：“Your son is brilliant! He’s better than the translator I hired before!（你儿子真厉害！比我之前雇的翻译还强！）”
送走约翰，李老栓拉着李书文的手，眼眶都红了，他用袖子擦了擦眼睛，说：“我儿目前能跟洋人打交道，还能算清账目，比爹强十倍！之前我总怕你学不好，目前看来，这新学没白上！”邻居们也围过来，王大婶拿着刚烙的饼塞给李书文，说“书文有出息，将来能当大官，给咱们长沙人长脸”；张老板则拍着李老栓的肩膀说“老李，你后来生意肯定越来越好，有书文帮你，再也不怕跟洋人打交道了”。李书文却摇摇头，咬了咬嘴唇说：“我不想当大官，我想学好机械，将来回长沙办工厂，造咱们自己的洋油、洋钉，再也不用买洋人的东西！让咱们中国人，也能造好东西，让洋人也来买咱们的货！”
长沙府中学堂的影响，像涟漪一样扩散开来。周边的私塾先生们纷纷来参观，城东“明德私塾”的吴先生来了三次，第一次看实验室，第二次听数学课，第三次带走了张仲谋编写的教材，回去后就给学生们加了“算术课”，还买了算盘和简易几何工具，学生们学得津津有味；外地的学生也慕名而来，有从湘潭来的，有从衡阳来的，学堂不得不扩建校舍，新盖了两座教室，还加了一间实验室，雇了更多杂役打理；张仲谋还联合其他老师，编写了《长沙府中学堂教材》，里面既有西方知识，又融入了湖南的地理、历史，列如数学里会算“湘江码头的货物运输量”，物理里会讲“岳麓山的泉水压强”，成了当时新式学堂的范本，不少外地学堂都来借印。有一次，学堂举办“科学展览”，李书文和王启超展示的简易电报机前围满了人，百姓们看着李书文按下按键，远处的灯泡就亮，都忍不住感叹：“原来读书还能做这些新鲜玩意儿！这电报机比送信快多了，后来咱们跟远方的亲戚联系，再也不用等一个月了！”还有个做茶叶生意的老板，当场就跟张老师说“能不能教我的伙计学算术，我多付学费，后来算茶叶账也方便”。
几年后，李书文拿着上海“南洋公学”（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）机械工程专业的录取通知书，站在学堂门口。张仲谋老师特意把他叫到办公室，递给他一本精装的《机械原理》，书的扉页上用钢笔写着：“以所学致所用，以所知强家国。”他还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泛黄的批注本，封面写着“英国留学笔记”，说：“这是我在英国读书时的笔记，里面有机械制造的要点，还有我画的图纸，你带着，将来用得上。遇到不懂的，就写信给我，我给你回信。”王启超也赶来送他，手里拿着一个自制的指南针，外壳是用木头刻的，上面刻着“长沙-上海”的方向，说：“到了上海，别迷路，记得常写信。等你学好回来，咱们一起办工厂，造咱们长沙自己的机器！”其他同学也来了，有人送了笔记本，有人送了钢笔，还有人把自己的英语词典借给李书文，说“上海洋人多，用得上”。
李书文抱着书和礼物，回头望了望学堂的黑木匾，“长沙府中学堂”六个字在阳光下依旧醒目。他心里默念：“长沙，我必定会回来的。”风从院子里的梧桐树上吹过，叶子“沙沙”响，像在跟他告别。他知道，自己从这里带走的不只是知识，还有让长沙变强、让中国变强的决心——这决心，像学堂里的那盏电报机灯泡，虽小，却亮得坚定。
如今，长沙府中学堂的遗址还保留着当年的模样：实验室里的玻璃烧杯虽已蒙尘，却还能看出当年的透亮，杯底还留着当年做实验的痕迹；图书馆里的旧书排列整齐，书页上还留着学生们的批注，有的写着“此处不懂，请教张老师”，有的画着简易的图纸；课桌的抽屉里，偶尔能找到泛黄的英语单词本，上面的字迹稚嫩却认真，还有用铅笔描的字母口型图。那些当年的学生，有的成了工程师，在武汉、上海的工厂里造机器；有的成了教师，在湖南各地办新式学堂；还有的像李书文一样，出国深造后回到中国，为国家的工业发展出力。而李书文和张仲谋的故事，也成了长沙人口中的佳话——老人们会跟孩子说“当年有个叫李书文的学生，在这学堂里学洋学问，后来去上海学造机器，就是为了让咱们中国不再受洋人欺负”，孩子们听着，眼睛里闪着光，像当年的李书文一样，心里埋下了“强家国”的种子。
七律·第55章
近代长沙办学堂，新式课程育栋梁。
书文学练洋语术，仲谋授算解题章。
数学能强家国计，外语可通世界邦。
学堂遗址今犹在，一段新学记旧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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